到最为正统的传承，而使洛学不至于真正沦丧成为迂诞之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杨时以维系洛学正统为己任的责任感，在他的《与游定夫书》中表露无遗：“先生之门，所存惟吾二人耳，不得不任其责也！”[12]

　　二程以“天理”立论，完成了在北宋诸子相续推动下儒学由宇宙论向本体论的转化，构筑起了以“天理”论为中心的理学思想体系。这一思想体系的渊源乃自儒家经典之中拈出，而其最终的完成，则也必须落实在以理学的思想体系来对于儒家经典进行重新诠释上面。

　　据《二程遗书》卷十八所载，有人问程颐：“闻有《五经解》，可成乎？”[13]可见虽然直至朱熹才完成了以理学体系遍注儒经的工作，但早在程颐在世之时，就已然有了意欲以自己的理学体系，来重新解注儒家经典的想法。而程颐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则是：“惟《易》须亲撰，诸经则关中诸公分去，以某说撰成之。”[14]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程颐对于解注《易经》的工作的重视，杨时所谓：“先生道足为世师，而于易尤尽心焉”[15]，确非虚言。

　　由于当时处于理学草创之初，理学学说之中许多根本性的问题，都还未曾来得及展开讨论，学生们也比较难以熟练地使用理学系统的概念，来重新解注儒家经典，是以斯后程颐的弟子刘绚、谢缇均都曾作《春秋传》，但程颐却对于他们的成果很不满意。因此，作为程颐所惟一传世的《伊川易传》，诚可谓是当时惟一的一部系统地以理学体系的概念来对儒家经典文献进行重新解释的范本，在二程乃至整个洛学的传承当中，都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但由于当时洛学及程颐本人迭逢打击的局势，《伊川易传》“方草具未及成书，而先生得疾，将启手足”，是以“以其书授门人张绎”，但张绎在程颐去世之后一年内也自与世长辞，于是“未几而绎卒，故其书散亡”。[16]

　　在杨时校订《伊川易传》之时，由于张绎亡故后，其书散亡，从而造成了其时《伊川易传》“旧本西人传之以多”，但是“学者无善本”。而杨时则通过其友谢显道，得到了程颐先生《伊川易传》的手稿，据其在《校正伊川易传后序》里说：“政和之初，予友谢显道得其书，于京师示予”，但是由于其间不知经历了何等辗转，这些手稿已然是“错乱重复，几不可读”，是以杨时花费了经年累月的时间，对于《伊川易传》进行重新校订，“去其错乱重复，逾年始完”。而且杨时因为觉得自己“得其书晚不得亲受旨训”，是以对于手稿之中“其谬误有疑而未达者”，都采取了“姑存之以俟”的态度。这样不但保证了伊川先生易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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